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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“数字转向”下的史家“构图”能力
                2020-10-26 来源: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20年10月26日总第2033期 作者:尹媛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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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学科,史学家的素养直接关系到〗历史学的面貌,因而在漫长的学科发展过程中被反复提及和强调。比如,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幾』提出,史学家应具备“才、学、识”三方面的素质。英国史学家特里维廉认为,史学家承担着史实←积累、证据检验,以及对史实进行选择、排比、推测、概括并将其以恰@ 当形式表达出来的任务。可见,史学家的素养不仅关系到史学研究的进展,而且关乎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以及社会对史学的信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“构图”能力决定历↑史研究水准

                  当代史学理论家何兆武指出,历史研究的工作,可以被视为历史学家根据╱素材来建构一幅历史图画的过程。“构图”能力的高下,直接决定了▽历史研究的水准,也体现出史学家的基本素养。譬如,《史记》中的鸿门宴便是司马迁建构的一幅“历史图画”,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风云,而且■能感受到司马迁的史学素养。笔者所谓的“构图”能力是一种史学家的综合素养,不仅︻包括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能力,还包括表达和撰述历史的能力,更包括面对已成过往或正在进行的“历史”时的直观体察和心灵感受力。

                  如果说“史观”是☆史学家建构历史图像的“施工图”,那么史料无疑是史学家“构图”的基本素〇材。史︽料作为历史进程的记录与遗存,固然有其自在的意义,但△更重要的意义却来自于其在“历史图画”中的位置,以及被纳入“历史图画”的方式。被纳入“历史图画”中的史料之间,必然被建构起某种关联,历史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关联之间体〓现出来的。同一种史料与不同的其他史料关联在一起时,其意义也会发生改变,进而影响▂整幅“历史图画”的变化。比如,某¤个家庭的记账簿,在宏大叙事的“构图”者看来,其意义或许可有可无;但在新社会史或新文↘化史家眼中,却是探微知著的珍宝。也正▆因为如此,史学▲家的才、学、识,运用史学方法和工具的能力,以及感知历史的心灵,才显得々格外重要,直接影响着一个时代史学的整体状况。

                  史学转向孕育新的“构图”能力

                  史学家的素㊣ 养或曰“构图”能力,关系到人类社会历史性内涵的揭示,而其本身也具有历史性内涵。抽象地看,史学家的◥素养固然可以归纳为“才、学、识”等若干方面,但具体来看,无论是素养的内容还是结构,都随时●代变化而更新。陈启能曾提出,“当代,即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初”,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、结构和方法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▓变化,历史学也发生了重大的调整,出现了“文化的转向”“实用的转向◥”“空间的转向”“目视的转向”等,给历史学打开了新的前景。显然,这些“转向”都涉及历史学治学理念〓、方式和手段的深层变革,每一次“转向”都对史学家素养提出了新的挑︼战,并为其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。回到“构图”的意义上看,史学“转向”总会带来新的史料解读和联结方式,孕育出新ξ 的“构图”能力,从而建构出不同的“历史图画”。概言之,每一次史学转向都在呼唤“构图”能力的变化∮与革新。

                  进入21世纪以来,历史学正在迎来一次“数字转向”,也就是在数字技术影★响下的史学变革。最近20年来,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现,成为历史学“数字转向”的重要标志之一。如果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卐倡导的史学运动称为“史学革命”,那么这次“数字转向”则是那场“革命”的延续和深化。正是“史学革命”所建立的目光向下的姿态,使史学家々有了“历史面前人人平等”的观念和信心,并努力寻求表达这种信心的史学撰述方式和▓话语体系。同时,“数字转向”更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,它将沿着“史学革命”的方╳向继续向前,进入人类◤历史从未抵达的领域,并建构出一幅全新的图画。显然,这将迫ζ使史学再次走出“舒适区”,也让“构图”能力的变革成为迫切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协调数据库与史学研究逻辑

                  史学“数字转向”的最直观表现,或许是“数据库”代替了“史料集”。近年来,史学数Ψ 据库建设高歌猛进。以近现代史领域而论,上海图书馆Ψ的“晚清期刊全文数据♂库(1833—1911)”和“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(1911—1949)”自2009年正式上线以来,“晚清”部分已收录期刊520余种、文章53万篇,“民国”部分收录期▅刊25000余种、文章1000余万篇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“中国历史文献∏总库”收录⊙民国图书18万种、3200万余页。河北快三开奖结果的“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”则收录晚清民国时期报纸830种、期刊2300余种、图书23000余册。或许用不了多久,历史学系老师指导学生时,不仅要开一份书单,更要开一份“库”单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从理论上讲,史料的数字化使史↘学家可以获取和运用的史料规模空前巨大。昔日的史学家或许还可以依靠个体的勤奋,通过夜以继日地阅读,尽可能完成对史ζ 料的占有和分析。今天,海量的史料早已超越了人类阅读的生理承载能力。面∑对庞大的、碎片式的数字化史料,仅靠个体的勤奋,显然捉襟见肘,因而不得不借助于制作和运用数据库的能力。“数字转向”背景下,对数据库的使用和“阅读”成为史学家的必备素养,而每一种数据库○的建设除遵循数据库的技术逻辑之外,实际上都有其自身的结构逻辑。就像前数字时代的史学家在阅读档案、文集、日记等史料时,总是时刻警醒隐藏在该种史料形态中︽的缺陷一样,数字时代的史学家运用数据库做历史研究时,除了使用数据库的能力之外,还必须具备把数据●库作为“文本”来⌒ 分析的能力。否则,史学研究就会落入“数据库陷阱”,以史料数据库的逻辑冲击、改变甚至取代史学研究本身的逻辑。

                  仍以“构图”为喻,就像纸笔画图变为电脑画图后,画¤图的一般技能仍有其用处,只是需表现于画图软件而非画笔纸张,也因此要重视』画图软件作为工具与画笔纸张之∞不同。高明的画师还会根据自己艺术创作的独特要求,设计改良专属画◣图软件。同样,随着史料数据库进一步完善、细分以及“数据库治学”潮流的深入发展,可以预见,在不久的将☆来,史学家除了要更细致地解读数据史料之间的勾连,还将在数字技术帮助下制作出独具“问题意识”和治学风格的专属数据库。在这样的数据库里,史学家才能真♂正自如地在史料间画出有意味的曲线,抒发自己关于历史的理论思考,进而完成“历史图画”的绘制。从某种※意义上说,史学数据库也只有进展至此,方能真正融入史学研究。而史学家掌握以数据库为介质的史料分析与解读能力,则是“数字转向”背景下“构图”革新的重要内容。

                  将数字史料纳入思想框架▓

                  更值得▂关注的问题是“原生的数字史料”在“构图”中的运用。不少学者提出,由于数字时代人类活动痕迹的电子化,“数字考古”成为史学研究不得不面临的挑战。在一定意义上,海量的数据意味着史料的扩充※,确实有利于更加完整地认识历史事件,但“历史图画”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性并不单纯取决于史料。其实,残缺的史料与完整的历史是史学家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,也是史学家永远得以存在的理由。史料只有纳入史学家的思想网络中才能参与“构图”。数据的丰富有时反而造成对事件↑的“粉碎”,诱使人有意无意地沉醉于把玩数据及其编织的碎片,放弃或丧失了揭示历史总体样貌◥和深层结构的兴趣。

                  同时,数字时代的史料形成方式、存储介质等的变化,在带来史料存世方式全新变化的同时,也改变了其散失方式。历史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,不能仅靠逻辑推演来♀为自己的可靠性背书,“历史图画”必须同时在事实和逻辑的检验中得以校正。史学家“构图”固需〖史料之“有”,但也不能忽视史料之“无”。史学家的“构图”能力不仅应包括使用存世史料,还应包括观照散失史料及其散失之原因。因此,运用电子◤化史料“构图”的史学家,不仅需要黏合史料缺口的“胶水”,而且需要有别于前数字时代的“胶水”运用技艺。而这一切ζ 都要求数字时代的史学家愈发重视关︻于社会历史进程大结构、大变化、大过程的思考。当然,这不意味着套用前数字时代形成和积累的“成见”,把越来越丰富的数据变成一种验证既有看法的材料,填充到现有的历史叙述框架』之中,而是从□认识和处理数字化“事实”出发,探索新的思想框架。

                  挖掘网络数据的人文内涵

                  当今这个时代○,数据海量增长的动因来自于个人、企业、政府等多主体的行为,特别是手机等智能设备和互联①网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◣运用,导致网民制造的数据飞速增长。对于历史学而【言,这些数据承载了个体的生命与情感,除了经济学和统计学价值之外,还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内涵,意义尤为重大。仅以21世纪而论,2001年全球使用互联网的人接近5亿,到了2019年已是41亿。第46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,截至2020年6月,我国网民规模▲达9.40亿,较2020年3月增长3625万,互联网普及率达67.0%,较2020年3月提升2.5个百分点。社会数字化进程及其全面加速的趋势,使得现实世界与虚※拟世界之间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明显,现实世界虚拟化的范围和程度越来越深。

                  值得注意的是,虚拟世界说到底』是建立在庞大的网民数据基础之上的。也正因为如此,虚拟世界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“静态再造”,而且是对现实世界的“动态仿真”。换言之,它不仅努力再现“过去”,就像当下不断涌现的各种史料数据库,让一度湮没的史料重新浮现,使曾被秘藏的史料更易获取,为全╲面勾勒过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▓供了可能;而且也在勤奋地记录“现在”,2010年全①球产生的数据不到2ZB,但到2025年据预测将高达175ZB,随着移动互联大潮的席卷,通过网络产生的数据量预计还将极大增长,而中▽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市场。科学地处理这些数据,将为绘制“历史图画”提供新的可能。对于↘中国史学家而言,这无疑是一次机遇。

                  更重要的是,数字化进程还在积极预测和展示“未来”。大数据显示出个体或集体的行为惯性,内在地具有预测的冲动。其实我们从◆不断接到各种App“推送”的日常经验中就可以感受到㊣这一点。不论承认与否,史学看似“过去之学”,却总是怀◎抱“未来”之念。无论是否称之为探索“历史规律”,在“历史图画”中展现和表达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贯通性认识,正是史学〗家“构图”能力最鲜明的体现。因此,当人类活动被前所未有地数据化,而建立在行为︾数据处理之上的“趋势分析”逐渐成熟时,更应深刻重审史学家的“构图”能力,从而推进史学“数字转向”结出硕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(作者单位:河北快三开奖结果历史理论研究所『)

                责任编辑:王宁